本期主题文章简介
对20世纪现代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对1949年之后的现当代中国建筑史研究也在80年代之后逐步展开。很自然地，首先在研究者视野中出现的是围绕建筑实物、风格及其设计建造者的基本信息考订工作，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建筑的思想和观念逐渐成为众多研究主题中的一个。从早期偏向宏观的时代精神式的论述到基于具体文献的带有实证色彩的观念史梳理，再到带有社会文化批判色彩的话语和知识系统建构研究，认识在不同的研究视角介入下逐渐深入。21世纪以来，建成空间史、技术史、建造史、全球史、概念史、图像学等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和新材料的不断挖掘，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化和细分，为这一仍在建立中的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不断塑造着新的地平线。
王凯的文章简要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中国建筑思想研究的发展过程，试图一窥建筑思想和观念史研究的产生条件和正在不断移动中的边界，对现代中国建筑的思想和观念史研究的方法和意义进行讨论。王颖重点讨论了具有开创性的“建筑理论译丛”的翻译工作，指出“译丛”和当时的其他理论翻译改变了中国建筑话语的模式，推动了从革命的建筑话语到新的现代建筑话语的转变。赵辰的文章从自身经历出发，探讨了中国的建筑观念和思想问题。李华通过辨析建筑构图原理构筑的三种视角和观念，探讨了中国建筑学者和建筑师在建筑设计方法、理念等方面所做的探索。刘亦师以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例，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教育模式在中国的接受、调整和实践的历史过程。冯江、曹海芳讨论了人民公社化时期华南乡村的食堂和会堂等大空间集体建筑的概况，重点关注了将祠堂改建成食堂和会堂的现象。董哲讨论了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建筑师对乡土韶山的理解，管窥中国现代建筑史中乡土观念的变迁，并强调观念史研究中考察历史实践脉络的重要意义。孙昊德和许可研究了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拍摄和发行的展览图片，呈现出在这一建筑学外部的图像观看机制中，工业建筑摄影的现代观念传达。彭怒和李凌洲的文章试图把观念置入与实践的整体关系之中，来研究20世纪50—80年代中国现代工业建筑的设计标准化从定型化向体系化的转变，力图从普遍采用的标准技术来透视中国现代工业建筑史中那些大量建设的工业建筑的群像。
主编：支文军教授 客座主编：王凯 王颖
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建筑教育思想的“苏联化”转向：以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中心 The Sovietization in Chinese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n the 1950s as Exemplified in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t Tsinghua University
刘亦师 LIU Yishi
Abstract 有关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学习苏联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院系调整、课程改革，历来聚讼不一，也滋生出不少刻板印象。文章讨论19世纪以来世界主要教育模式的形成及其相互影响，论述苏联高等教育所受法国模式的重要影响及其在建筑教育上的具体体现，并以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例考察苏联教育模式在中国的接受、调整和实践的历史过程，主张破除既有刻板印象的束缚，还原历史场景和历史过程，以此为途径研究新中国教育重心的迁移和教育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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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传统观念和大众传媒等影响，人们常常容易形成某些刻板印象，即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生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从而下意识地夸大事物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同时，对身边一些习以为常、习焉不察的事物也多不加措意，没有意识到一些普遍接受的观念是很晚近才出现的，也无暇去辨识其产生的背景与根源。
观念及其内涵是与时俱变的，但人们往往更易于接受抽象化、绝对化、静止性和有利其认可的结论，从而形成刻板印象。历史研究的有趣之处和意义，就在于打破类似的刻板印象，并追索当时的思想观念、社会心理等原因，以此为进路探求富有张力的历史过程，较为客观、全面地还原历史场景，而非骤下定论、滋生更多的刻板印象。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苏联高等教育，尤其是建筑教育制度的形成及特点，以及这种苏联模式如何在20世纪50年代向新中国输出，并以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例考察中国大学对这一模式的接受过程及其相关实践。从各种原始资料中，讨论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关键年代中人们的态度与作为，并结合访谈口述恢复生动的历史场景，辨析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对那一代教师和学生的影响。
1 教育史与思想观念之迁移：各国高等教育模式的形成
法国的高等教育很长时期内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法国的大学在天主教的支持下出现于11世纪，13—15世纪以巴黎大学为代表逐步确立了神、医、法、文、理等5科各自组建学院的办学模式，按照社会职业设置课程、培养人才，并成为欧洲各国大学办学的模仿对象。但是，大学之下的这些学院彼此隔绝、独立办学，而且文艺复兴以后，法国的大学仍未脱离教会控制，在办学上延续了中世纪时期独尊神学的传统，导致缺乏生机活力，近代哲学和新兴科学的研究也难以开展。启蒙运动兴起之后，法国传统大学的这些内在矛盾逾显背离时代。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创造了重组法国高等教育的契机。为了应对欧洲各国的围攻，法国的国民公会关闭了巴黎大学下属各学院，并创办了一批从事“专门的技艺或技术、工业等”讲习的专科学校。这种新型的专科学校从法国当时的经济、工业、军事等实际需要出发，根据不同工业门类如机械、测量、军事训练等设立相应学校。专科学校规模较小而灵活，其授课以重科技、重实践、重应用为特色，强调实用性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培养了大批工程官员和技术专家，也使法国高等教育的面貌焕然一新[1]。
拿破仑主政时期，在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又创建了多科性工艺学院。由于这些学校主要从事职业教学，为推进学术研究，拿破仑又成立了专门从事人文和自然科学等基础研究的机构，如法兰西学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等。由此，法国的高等教育形成了教学和科研相互分离、各自独立的格局。可见，拿破仑政府“不仅将多科性工艺学院，而且将整个高等教育看作是必不可少的功利主义的和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机构”[2]。
法国的高等教育模式虽然为政府和工业界培养了众多技术官僚和技术专家，但毕竟与学术研究脱离。从拿破仑时代以来，近半个多世纪内法国的大学以传递现有知识为主旨，强调专门化的实用技能，“有严格可靠的教学而没有科学精神”。因此，这一教育模式短期内虽然能为国家输送大批合格的人才，但缺少推进科学研究的动力和机制。
19世纪以降的德国高等教育则呈现出另一种模式。拿破仑战争中惨败的德意志各邦奋起改革，力图超越法国。除了兴办一系列职业学校外，德国教育家在批判法国高等教育功利主义倾向的基础上，提出以新人文主义重建德国的大学的思想，认为大学的任务是培养个性充分发展的人，而学术研究是实现此途的重要途径——此点正是法国高等教育所忽视者。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年）按此思想创办了柏林大学，要求教师兼重授课和学术研究，并创造性地实行教授治校，开创了研讨班（seminar），进行了多项改革。柏林大学的这种办学模式为德国其他大学所效仿，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德国的大学实现了科学和技术研究上的长足发展，使德国成为当时世界的学术中心。
1870年法国在德法战争中战败后，在反思之前教育模式的基础上，仿效德国的大学模式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将独立的技术学院合并为具有较好研究条件的研究型大学，培养了巴斯德（Louis Pasteur）等著名科学家。可见，德、法两国都深刻体认高等教育关系到富国强兵、民族复兴。虽战争不断，但两国间的教育交流却一以贯之，彼此参考、各自反思，最终殊途同归，走上了以研究型大学为主、专门技术学院为辅的同一条道路，也说明了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有其规律。
德国的大学办学模式影响甚广。19世纪初美国受法国影响，也曾出现抛弃人文教育、采取实用教育的倾向，但耶鲁大学校长杰里米亚·戴（Jeremiah Day，1773—1867年）在1828年的《耶鲁大学课程报告》中指出，人文和艺术类课程对于任何专业技能都是有帮助的，“各学科之间总会相互映照”[3]，从而遏止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实用主义趋向，同时促成“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College）模式的形成：“通过在课堂上受到的讨论式的、相互质疑的教育，在住宿学院内受到的名师的熏陶，在第二课堂（学生社团、社会实践和参与科研项目）内受到的锻炼，学生就敢于争辩，追求真理，懂得思考，学会做人，学会与人相处。”[4]美国在高等教育中融合了德国教育思想精髓——教学结合科研、开展研讨课，又强调了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价值，遂形成“博雅教育”模式。这也是近代中国很多大学所仿效的模板，尤其以清华为典型[5]。
俄国的高等教育受当时欧洲的先进国家——法国和德国的影响至深。从彼得大帝开始，俄国政府系统地仿效当时欧洲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最先进的法国模式，在俄国推行改革。在教育领域，19世纪初，俄国政府率先仿效德国柏林大学的范例建立了莫斯科大学，19世纪中叶后，由于工业化发展的需要，才仿效法国模式建立起一系列技术和军事院校。至1865年，俄国仿效法国的五院制建立7所大学，此外还建立了14所专门学院，从事矿山、军事、医学、技术、农业和商业等职业教育，后者尤其受到沙皇政府的大力扶持，技术和师范类学生比例增长迅速，不但承袭了全套的法国式教学法，高等教育也同样被视作加强统治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6]。俄国的高等教育体现出德国与法国的双重影响，但逐渐以法国模式为主导，由注重纯研究的大学转向强调单科技术的学院。这是俄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国家治理的需求导致的，是高等教育服务于国家需求的体现。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政府基本承接了沙俄时代的教育体制。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筹备开展“一五计划”（1928—1932年），各行业急需充实大量人才。在此局面下，斯大林领导下的苏共中央于1928年发布决议，提出“培养大批红色专家是全党最重要的任务”，要求彻底改变大学里人才培养的速度和方法，在大规模工业化的推动下，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的教育改革。
这一改革从苏联现有院校的撤并与调整开始，“在一些大的高等学校相应科系的基础上成立新的非常专业化的高等学校”[7]，集中优势资源，专业方向更加明确，同时由政府相应部门对专业学校进行对口管理。最终苏联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高等技术学校制度，同时只保留了为数很少的综合性大学从事人文方面的研究。
完成院系调整后，绝大多数学校采用五年制，一般前两年开设公共必修课，后三年为专业课和实习。为了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苏联政府组织专家为每一专业都制定了各课程衔接紧密的教学计划，按此编写教材，在经由中央审核教学计划后，教材即成为全苏联各高校相关专业统一遵照执行的指令性文件。因采用统一的教学计划，由此规定了各专业需修习4 500—5 000学时。同时，为实施教学计划，各大学在系之下设置教研室或教研组，负责具体教学。此外，在教学方式上，苏联采用讲授、讨论、习题、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等教学环节，并采用口试和五分制等方式。这些都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这一模式已颇为成熟，此后直接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
对中国而言，近代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受到过法国、德国、美国的影响，其中，美国代表的博雅教育模式逐渐占据主导，即大学之下分立包含若干系的学院，采用4年制、学分制，并开设大量选修课等。由美国庚子赔款的部分退款资助建立的清华学校，早期在校长周诒春等人的治理下就主张“德、智、体、群四育并举”。清华老校歌“器识其先，文艺其从”，也说明了对广博知识（“博”）和知识素养（“雅”）的重视。
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后，教育部明确了在高等教育方面师从美国模式[8]141。因此，在梅贻琦主校清华大学时代，博雅教育（亦即通识教育）成为清华办学的重要方针：“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造就通才虽为大学应有之任务，而造就专才则固别有机构在。”[9]这一时期清华的通识教育也成为美国教育先进性的象征。直至新中国成立，在苏联的强大影响下，这种思想才逐步崩解，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也迅速开始从“仿美”转向“学苏”。
2 苏联建筑教育的发展与定型：从艺术和工程学院到建筑学院
前文提及，沙俄时期的高等教育受法国模式影响最大。以建筑院校为例，俄国最早的欧化建筑教育始于18世纪20年代，当时彼得大帝为兴建俄国圣彼得堡从法国聘请来一批建筑师和工匠，在其指导下培养出俄国第一批欧化的新型建筑师。而沙俄时期的第一所建筑院校——帝国美术学院则于1757年正式成立[10]。和法国一样，这一学校除传授计算、制图等技艺外，也兼重各门类的艺术训练如雕塑、绘画等。古典主义绘画尤其重要，是核心课程之一。而且，在建筑史课程之外，学生还要花大量时间学习古典建筑的设计原则，以求应用于课程设计中。这些传统一直延续到苏联时代。
1832年，俄国的第一所土木工程学校（后于1882年升级为学院）在圣彼得堡成立，在教学中更加重视实践性和实用性，强调艺术史、建筑设计和施工技术等内容，但大幅减少了美术课程。从帝国美术学院毕业的建筑学学生获得“建筑与艺术”学位，而从土木工程学校毕业者则获得“建筑与工程”学位。兼重艺术与工程也成为俄国建筑教育的重要特色。
除圣彼得堡外，俄罗斯传统政治中心莫斯科也在18世纪建立了几所建筑学校，且均采用法国教科书和教学法，开展古典主义教育。19世纪时，仿效圣彼得堡的帝国美术学院，沙俄政府成立了莫斯科绘画、雕塑和建筑学院，其下正式设立建筑系。该系在教学上遵从巴黎美术学院“布扎”教育体系，至19世纪末呼应由英国开始的工艺美术运动，也开展了对俄国中世纪建筑传统的研究。这些研究成为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重要思想来源。同时，在莫斯科也成立了类似圣彼得堡土木工程学院的院校，兼重工程和建筑学的训练，如莫斯科高等工业学校和莫斯科土木工程学院[11]。
在这两类建筑院校外，因应着苏联初期蓬勃发展的构成主义风潮，1920年在莫斯科还成立了苏联高等艺术与技术工作室①，开展现代主义教育，被誉为苏联的包豪斯学校，其持续办学直至1930年被撤销[12]。
20世纪20年代中叶以降，斯大林领导苏联政府在“一五”计划期间对苏联高等教育进行了大规模撤并和调整，建筑院校同样如此。1930年，注重工程训练的莫斯科高等工业学校和莫斯科土木工程学院的建筑系合并为莫斯科高等技术学院建筑系，继之又与提倡先锋艺术的高等艺术与技术学院建筑系合并，1933年改称莫斯科建筑学院（MARHI）。由于地近中央，莫斯科建筑学院成为苏联最重要的建筑教育机构，并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负责制定苏联全国建筑院校通用的教学计划。
一方面，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斯大林的支持下，苏联在文学、艺术方面推崇以新古典主义为主要特征、糅合俄罗斯传统建筑风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通过建筑上的雕塑等宣扬苏联工、农、兵等群体的精神面貌。因此，在建筑教育中需加强古典主义的训练，包括水彩、速写、雕塑以及建筑史的内容。其中美术课程贯穿前四年的学习，而建筑史则分为一年级“艺术通史”、二年级“建筑通史”、三年级“俄罗斯建筑史”和四年级“市镇通史（含俄罗斯城市史）”，且建筑史的各门课程均为72学时的课堂教学、两次考试以及随堂各种测验[10]，可见教学任务之重、内容之庞杂。为贯彻建筑史教学，莫斯科建筑学院之下专门成立了建筑史与城市规划史系。此外，高等艺术与技术学院在其存续期间侧重建筑史的教学，通过对古典建筑空间构成的研究和分析，作为构成主义抽象空间组合的灵感来源[13]。这一教学思路也延续到莫斯科建筑学院时代。
另一方面，由于莫斯科高等工业学校和莫斯科土木工程学院原先就重视工程方面的训练，这一特点也延续到它们合并而成的莫斯科建筑学院的教学计划中，设置了大量建筑结构和技术课程，并设立建筑物理实验室等开展研究。因此，苏联的建筑学不同于其他工科专业，学制更长且所学内容兼涉人文、艺术，成为苏联高等教育工业学院体系中的异数。
3 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初期探索与“苏联化”转向
3.1 探索时期（1949—1951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接收了旧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大批教员。鉴于高等教育在稳定新生政权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的特殊作用，1949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成立典礼在京举行，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也随即召开②，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教育性质和方针政策被明确下来[8]252-253。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在经济恢复期间“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可见苏联教育模式还未像后来那样占据主导地位，“只是‘借助’”[14]。
当时教育部的核心工作就是继续推行课程改革，为此邀集了全国著名的专家、教授，分别成立了文、法、理、工四院各系的课程改革小组，各科草案大多于1950年8月由中央教育部发布并开始实施《关于实行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个统一的各系教学计划”[15]。但是，这一时期教育政策的总特点是形势较为宽松，尚未完全形成由上至下的、严密的教育体系，各高校在一段时期内得以各自探索新时代条件下的教育方向和教学方式。
纵观全国，英美式的博雅教育和学分制仍在延续，但在中央指定的高校——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人民大学中也积极推行苏联教学模式，如以学时制代替学分制，并采用俄文教材等。因此，这一时期教育政策的总特点是形势较为宽松、尚未完全形成由上至下的严密的教育体系，各高校在一段时期内得以分头尝试探索新时代条件下的教育方向和教学方式。
能反映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自由探索状态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清华大学建筑营建学系的改名与新“学程”（即教学计划）的拟定和实施。清华大学建筑教育由梁思成创办于1946年，最初命名为“建筑工程学系”。在梁思成的主张下，其办学思想“参照德国Prof. Walter Gropius所创之Bauhaus方法，着重于实际方面，以工程地为实习场，设计与实施并重，以养成富有创造力之实用人才”[16]。梁思成和陶葆楷等人曾向清华校长梅贻琦建议，将包括建筑学在内的工科学制增至五年③，后又提议将系名改为“营建学系”，但均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所不许[17]。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主持修订了清华建筑教育的教学计划，并以《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学制及学程计划草案》（下简称“《草案》”）为题于1949年7月10日至12日分三次发表于《文汇报》[18]。《草案》的标题表明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将改称“营建学系”，表达了较全面的建筑学教学内容。这种改名虽是梁思成一直以来的愿望，但真正实现也仅清华大学一处，且只存在于政策环境较为宽松的1949—1951年而已。
《草案》开宗明义，阐释了梁思成一向主张的“体形环境”教学思想 ④ ，指出清华建筑教育的目标就是“造就这种广义的体形环境设计人”，并主张变四年制为五年制。这也是梁思成和陶葆楷在1946年的主张，至此得以实现。系内之前四年制入学的学生尚未毕业，《草案》因此按四年制和五年制分别拟定了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及相应学分，便于查对各年级的课程安排及其与学分的对应关系。从教学管理来看，《草案》仍保留了民国时代的英美式学分制，有较多的选修课，并允许执行过程中的灵活性。
在具体教学中，梁思成在《草案》中保留了多种美术课，不仅是为了教表现技巧，也是为了提高学生的鉴赏力和艺术修养。同样的，不论建筑组还是市镇计划组，对历史（中外建筑史、绘塑史）和工程技术方面的教学均贯穿了五年的时间。尤其重要的是，清华营建学系贯彻了此前梁思成主张的“包豪斯”教育方式，设置了“抽象图案”等课程，讲授平面构成和立体构成，并鼓励学生在课程设计中采用现代主义手法（见图1）。这是当时中国建筑教育背离“布扎”体系的重要探索。
1. 周维权（1947年入学）的设计作业，题目为“大学书店”
但同时也应看到，营建学系这种完全脱离“西方古典”和“中国古典”，转而训练抽象构图的做法，实际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在1949年、1950年两年间，营建学系的课程经过了多次变化和调整，力图与正在快速发展的新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相适应。1949年7月梁思成先生的《草案》发表，之后营建学系师生结合“新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和既有教学经验，对课程计划做了9次修改[19]。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教育主管部门开始对各校教学方式的管理，从之前的允许自由探索逐步转向将其纳入统一的国家轨道，而各高校也必须积极应对这种新局面。
3.2 “全面学苏”时期（1952—1956年）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领域向苏联“一边倒”的倾向逐渐明显。在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大规模工业建设即将开始之时，全国各行业开始全面学习苏联。除聘请苏联专家来华外，我国的机关、学校和工厂还向苏联派出大批进修人员和留学生，将全套的苏联生产、管理、文教制度引入国内[20]。在高等教育领域，如果说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1951年上半年是约束较少、方向尚不明确的“探索时期”，那么此后即开始进入“全面苏化时期”[21]172。
为了彻底革除当时在高校中普遍存在的趋奉美国模式的影响，1951年9月正式开始了大学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全面学习苏联的早期重要事件之一，为之后的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等奠定了基础。思想改造运动又与1951年底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相结合，旨在批判当时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崇拜欧美思想和罔顾国家利益的个人名利思想。例如，“三反”运动中清华营建学系教师的一些言论受到批判，如市政组“学习市政建设的将来可以当市长，住城市”，园艺组“学园艺可以经常逛西湖”等，营建学系因此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 ⑤ 。
至1952年初思想改造运动结束时，高校师生加深了对国内外形势的了解，形成了对贯彻国家方针政策的共识。集体主义、国家和社会利益至上等观点逐渐成为高等学校教育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贯穿着此后的各个时期。同时，在教育部领导下，全国高校掀起了学习俄语的热潮并着手翻译俄文教材，同时，开始按照苏联模式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21]172-175。
以思想改造运动为基础，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高等教育学习苏联“一五”计划时期的院系调整，于是年底进行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而清华大学等个别学校则早在1951年春就率先开始在校内进行尝试，营建学系也对课程安排，尤其是设计课进行了多次调整。此后，教育部颁布了一系列规章，要求“各有关院系参考苏联相同专业的教学计划暂自行拟订各该院校所设置的本科与专科各专门的教学计划”[22]。为与苏联教学计划相结合，全国高校各专业大量翻译了苏联教科书及教学参考资料[8]272。可见，1952年秋基本完成院系调整以后，中国高校进入“全面苏化时期”，参照苏联教育体系引入了“教研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概念和做法[23]，苏联模式的各环节在中国高校的学习和实践中形成制度被固定下来，旨在培养一支具有高度纪律性、能迅速满足新中国建设过程所需的专业队伍。
高等教育及其如何培养出大批忠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专业人才，是巩固新中国的政权、实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关键环节。在这一过程中，清华大学在蒋南翔校长的领导下走在全国高校前列，清华大学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24]。蒋南翔领导下的清华大学不但在学制、课程设置等方面认真学习苏联，而且在与苏联专家合作及参与首都建设等方面，创造了许多经验，成为全国公认的高等教育方面的旗帜，清华学生也成为“又红又专”的典型。
下文结合清华大学建筑系在全面学苏时期如何订立六年制教学计划，具体讨论中国建筑教育“苏联化”转型的历史过程。
4 清华大学建筑系六年制教学计划之形成及其特色
在1951年底进行的高校思想改造运动中，崇拜欧美和不从国家利益出发的资产阶级思想是批判的重点。对营建学系而言，凡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个人主义、物质享乐主义等西方思想相关的授课方式都遭到批判，“该系（营建系）还有一个女同学在根据死人骨头的形状设计小住宅的图样” 5 ，建筑设计和其他学科一样也要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并反映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工、农、兵各战线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在全国开展院系调整会议之前，清华大学就曾率先在本校进行院系调整的试验。早在1951年3月，清华大学在教务处领导下，结合教育部的指示加紧了课程改革工作，为了“有效地服务于国家建设”，参考苏联经验改革了旧有院系制度，至当年5月成立了14院43系，包括组建新的营建学院，其下设置建筑系和市镇计划系。各院的组织架构为“学系根据任务订定教学计划，领导学生学习；教研组领导教师及研究生组织课程内容，进行讲授，指导实习及进行研究；学院为教学基层行政单位，领导学系及教研组”[25]461。
此后，清华大学校内的院系调整拉开帷幕，仿照苏联经验取消“院”一级行政单位，在各系之下组建各教研组，尝试参照苏联专家带来的资料制定教学计划、拟定教学大纲，设置新课程和调整授课内容。随着教研组的建立和教学计划的确定，在课程名目、授课内容、学时总数和授课进度等方面均作了详细规定，“课程的配合属于系，不必因人设课” [25]463。而且教研组采取的是“集体备课”，进一步弱化了个人在整个教学计划中的影响。
1951年底，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三校院系调整正式开始。1952年，清华大学营建系和北京大学建筑馆工程系合并，同时将“营建学系”改为全国统一命名的建筑系，在1952年春夏，为迎接院系调整而开展了大批新校舍的建设[26]。由于全系师生停课进行校园基础建设，连1951年入学的新生（分别被清华大学营建系和北大建筑工程系录取者共79人）也投入此项工程。“少数同学留在了上层机关，大部分同学则佩戴着‘建委会’的胸章进入了各个工区。起初，他们大多担任材料员、招工员一类的工作，后来逐渐成为施工员，深入到技术工作中去。”1952年10月新学期开学之前，清华大学各系及其教研室均已成立，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拟定了相应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
在前一阶段评判了欧美建筑创作和教学思想的基础上，当时建筑系教师普遍热情地学习苏联经验。梁思成当时随科学院访问团访问苏联，对莫斯科建筑学院的教学情况以及当时苏联对历史城市和文物建筑积极进行保护的政策非常赞同，回国后与来清华建筑系的几位苏联专家都颇相得。当时主持建筑系教学改革的副系主任吴良镛提出，在学习苏联时“不能把学习苏联堪称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单纯限于获取知识，以为学习苏联就是教材内容上‘美式标准换了苏式标准’” ⑥ 。
当时苏联专家阿谢甫可夫（E. AЩenkol）已到建筑系，他提供了苏联1948年房屋建筑学 ⑦ 教学进程计划，并结合“1951年苏联科学院第十次大会总结所提之方案”。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筑系尝试参照制定了六年制的教学计划，最先应用于1952年入学的建筑系学生（按清华习惯称为建八班，见表1）。由于从无类似经历，清华大学必须依赖苏联莫斯科建筑学院的模板，加之在教学实践中总结经验，逐步对建筑系六年制教学计划加以修订和完善。
表1. 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一届六年制教学计划（最终实施）
注：1）各门课程如未标注，表示上、下学期均开设；2）考查课成绩分“及格”“不及格”两类，考试课记录得分（5分制）；3）六年级的毕业设计课上学期记录是或否“已修”，下学期计分（5分制）。
上表所列课程中，建筑设计课是教学的重点，其教学目的“是为了贯彻综合教育的原则，在建筑设计的思想方法上给予一定的概念及指导，以建立学生对建筑具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以提高学生的创作能力”，其具体内容包括整体（客观因素对建筑实质的影响）、布局（工作生活等功能要求的分析）、工程技术（结构形态及科学对建筑的影响）、经济（对建筑经济因素的综合分析）、艺术（建筑构图手法）等各方面。其他课程围绕建筑设计开设并服务于建筑设计，如建筑美术、建筑历史及其他技术工程课程如力学等，这符合建筑学专业培养从事工业和民用设计建筑师的培养目标。
对清华建筑系六年的教学计划而言，其在教学模式上参考苏联经验，在教学中除区分了考试和考查科目以外，还大大加重了实习课的分量并丰富其种类。实习课分为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两类，前者包括一年级的测量测绘实习，该实习可将测量、测绘结合进行，共四周；二年级为认识实习，实习中可让同学进行简单的生产操作；三年级为外部建筑认识实习三周，绘画实习一周；六年级寒假前后进行毕业前实习。生产实习则分为三年级的设计机构实习，是四周的学习绘制施工图过程，以及四年级时作为建筑工地工长助手的实习，共八周。此外一年级还被组织到专门设计机构（工业及民用）做建筑师助手实习八周。
到本科第五年时，建筑学分为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两个专门化方向。对于民用建筑专门化，要求学生进一步学习近代建筑、专门化设计原理、室内设计原理、建筑法令、结构类型与运用和建筑声学等课程。工业建筑设计专门化则要求继续学习工业区规划的建筑学工程问题、工业区的运输、工业企业的工程管网及通风、工业建筑中专门的与新的结构、工业企业中的生产与辅助的建筑设计。
城市规划是建筑系内重要的研究方向，其目标是“培养从事于城市规划的建筑师，毕业后经过短期的工作锻炼，能领导一个城市规划小组工作，或去中小城市从事于该地的规划和建设工作” ⑧ 。城市规划专业化方向的学生在前四年学习的课程与建筑学方向无异，在第五年和第六年根据同学志愿及系内调节，分别划归城市规划、民用建筑设计和工业建筑设计3个“专门化”方向，参与不同实际项目的锻炼。其中第五年被称为“专门化实习”，第六年则作为毕业设计 ⑨ 。
作为本科课程的总结和检验，学生们在3个专业化方向中选择合适的课题，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毕业设计。毕业设计包括答辩共20周，其中最后两周为毕业答辩（见图2）。“6年学习期间，所受到的极为严格的正规建筑教育，使自己终身受益”⑩ 。
2. 周恩来总理参观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一届六年制学生（建八班）毕业设计展览会，1958年8月24日。后排左2阮铭、左3陈衍庆，前排左1蒋南翔（时任清华大学校长）
美国式博雅教育的核心在于，一方面加强“通识”性的人文素质课程，并在“第一课堂”中倡举讨论式和启发式教学，另一方面则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外活动，充分发挥个性和寻找兴趣，创造课内外提高素养、完善人格的各种机会。这种“第二课堂”在20世纪50年代的清华大学得到充分发展。清华学生自行组织的社团活动在各种晚会、联欢、庆典文娱等活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也得到校领导的大力支持。时任清华校长的蒋南翔在1955年全国高等工业院校、综合大学院校长座谈会上介绍了清华的情况，“同学们的课外活动中……成立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13个社团。现在参加全校性的各种文娱社团活动的同学共有800多人。此外还有更多的同学参加本系本班的各种文娱小组。这些社团除了每年有几次全校性的和校外演出以外，更经常的是在本系本班进行文娱活动。如诗歌朗诵、小说讨论，音乐欣赏、绘画、舞蹈以及其他各种活动。”[27]这些社团活动得到蒋南翔等校领导的支持，对于提高学生文化修养、发展学生社会活动的兴趣和能力、培养学生新的社会主义的道德品质，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除文艺社团蓬勃发展外，清华历来还有“无体育、不清华”的优良传统，在新中国时期也得到继续发扬。这一时期，建筑系各班同学甚至教师们都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一时蔚然成风。有一段时间，连不经常来校的梁思成也参加了课间操，“每天上午十时，可以看到全系师生一起起劲地做着广播操”[27]。更重要的是，体育锻炼还磨炼了清华同学的意志力和团队合作精神，成为他们日后奔赴工作岗位后克服艰难、不断进取的思想基础。曾设计了北京四中等诸多建筑的黄汇先生回忆：
当我到了赛艇队的时候，我体会到，你个人突出一点用都没有，要把一件事情做好，一定得是合作。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真是玩儿命练。每个星期跑一次万米，从学校出发跑到体育学院，然后再跑到颐和园，然后再从颐和园跑回来到明斋就正好是1万米。这路上一点不能偷懒。然后无论是在水上还是在陆地上，你每个星期在训练的时候必定至少有一次，你觉得你活着回不去了、觉得马上就快承受不了了，可是非常坚定的一个信心就是我只要冲过去，我下礼拜的成绩一定会提高。这是规律。你如果没碰上这次要死的感觉，你的成绩也提不上去。我觉得在清华时候锻炼出来的那种坚持的劲儿，到现在我工作快60年了吧，遇到什么困难我都没觉得熬不过去。
苏联高等教育所以为人诟病，在于过于侧重培养“只有一技之长的匠人”[28]，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也过于统一、生硬和程式化，导致学生知识面狭窄、对专业以外的世情缺少兴趣，难以成为“既有理论知识又有组织和领导能力的人才”。这种问题在中国也广泛存在。建筑学教育虽然也仿照苏联模式进行且以清华建筑系为尤，但建筑学专业兼顾人文、艺术和工程的专业特性，以及清华大学的校风、传统的影响，使得清华建筑系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多少冲破了这种僵直无趣的刻板印象。
5 结语
刻板印象是思想观念的一种，而破除并反思其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则是历史研究的要义之一。相应的，开展过程性研究是辨析思想观念流传、接受和调整的重要途径。
前文旨在破除的若干“刻板印象”可分述如下：首先，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并非横空出世，而是由来有自，尤其受到法国19世纪初专科技术学校的影响，直到1930年才结合院系调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苏联模式，在建筑教育领域同样如此。而这一模式也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全面学苏”所仿习的模板。
其次，世界各国在教育领域的相互学习、自我调整一直不绝如缕，即使敌对国家如19世纪的德国和法国，也相互参摩，在教育领域体现出融会贯通的趋向。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同样如此。并且，所谓“苏联模式”在苏联也发生着变化。20世纪70年代左右，苏联在大量工业院校中加入人文课程，也增加了综合性大学的数量[29]。苏联建筑教育则在这一时期开始加大对世界现代建筑史的介绍，切中之前建筑史教学将焦点集中在俄罗斯本土、忽视其西方思想来源和当时代现代主义发展的弊端[10]。但是，因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探索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苏联的这些变化并未得到及时、充分的反映，反而加深了国内对苏联模式的刻板印象。
再次，中国在1949年以后决定向苏联“一面倒”，毛主席号召全国各条战线“学习苏联”。但和其他很多领域一样，高等教育的“学苏”并非一蹴而成，而是从“借助”苏联模式的自由探索时期，逐步发展到全面地、系统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渐次开展思想改造运动、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应注意到，在自由探索时期还出现了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的短暂的教学实践。但随着高等教育被完全纳入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的轨道，体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特征，出台了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详细规定了进度计划和授课内容，个人的意志与偏好不再是决定性因素，而必须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并按照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开展教学。这一过程有其清晰的发展阶段。
同时，应该注意清华建筑系在接受莫斯科建筑学院教学计划的过程中，也根据清华建筑系教师和学生的情况对一些内容加以修订，如建筑历史的教学就根据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同仁的深厚积累，选择先从中国古典建筑开始，并增加了古建测绘（颐和园）的内容（见图3），从二年级开始才讲授西方建筑史（“建筑通史”）。
3. 颐和园乐寿堂测绘图，建九班（1953年入学）费麟绘制，1954年
最后，建筑学专业的培养过程有别于普通工科，其学制既长、所学内容也多涉及人文和艺术，在多科性工业大学中显得别具一格。此外，当时中国各校建筑学专业的学制也不统一，除清华大学和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采用苏联的六年制外，其他院校一律采用五年制，且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六年制教学计划在不断修订的基础上一直坚持执行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而课程设计的风格则更是根据授课教师的创作立场差别殊异。笼统地将建筑学视同其他工科专业，挪用其他学科对苏联模式影响的评价论断，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同样，将当时某一个建筑系的得失经验放之全国，也非客观的态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新中国时期建筑教育的发展史是一个可以并值得深入挖掘的大题目，而且需要全国建筑院校的协作才能有效地全面推进。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各校先努力校订史料、廓清各自的发展脉络，然后开展全国性的比较研究，以深入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
（本文部分节录自笔者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史（第一编：1946—1976）》书稿。）
（图表来源：图表均由作者提供，其中表1由：奚树祥（曾于1952—1958年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先生提供；图1：栗德祥. 学生建筑设计作业集[M]. 北京：中国建工出版社，1996：30；图2：清华大学建二毕业五十周年纪念（1962—2012年），2012年，内部资料；图3由费麟（1953—1959年在清华建筑系就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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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版 纸质版 完整深度阅读请参见《时代建筑》2021年第3期 现代中国建筑思想/观念史研究的新进展：材料、问题与方法 刘亦师《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建筑教育思想的“苏联化”转向：以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中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作者简介：刘亦师，男，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 博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机构史视角下的北京现代建筑历史研究”（51778318）
清华大学院系所院史编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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