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房高家档案，北京文物保护的一部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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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山（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761693707/
(10多年前的一篇旧稿，以我有限的视野，我似乎是最早报道算房高的记者)
算房高家后人、著名雕版设计师高振宇先生专访
了解中国建筑史的人大多知道“样式雷”，雷氏家族保留下来的档案和“烫样”（模型），如今已成珍贵的历史文物。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在“样式雷”之外，北京还有个与之齐名的“算房高”，他们同样保留了一份丰富的历史建筑档案，其记载完备翔实，堪称前无古人。然而，令人痛心的是，“算房高”档案发现不久，就遭到了大部分被毁坏的命运，如今，劫后余生的档案的大多保留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图书馆，仅剩400多件，人所罕知。为此，本刊特专访了算房高家第三代后人高振宇先生，解读这段多少有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往事。
70年风雨“算房高”
所谓算房高，源自我的爷爷。我爷爷叫高芸，字兰亭，浙江绍兴人。他的父亲中年去世，留下了3个儿子2个女儿，家里原本条件就不太好，5个孩子全靠母亲拉扯成人，高兰亭是长子，自然要负担起全家的生计，所以只好去学实业。当时，“建筑销算”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职业。
清代兴建工程由内务府负责，分“样式房”和“销算房”，样式房负责设计，销算房负责工程预算。高兰亭就在“销算房”工作，清代“销算”采取的也是招投标的方式，各家把销算的结果挂在树下，最终看谁算得更准确、更经济，谁就可以中标。其中竞争也很激烈，先后有“算房刘”、“算房梁”等。
销算这个行业，不仅要懂计算，还要懂建筑设计、工程管理等等。销算人员根据样式房提供的图样，必须要算出用多少工，用多少料，编制出合理的预算，这需要很深的功底。
我爷爷长于计算，工作严谨。据传，他“销算”的结果，最后与实际工程只相差一、两块砖，因而得到了上司的信任，后来掌管了内务府销算房，他在世的时候，总共承办了100多个皇家工程，大的像天坛祈年殿、颐和园的三海、圆明园的海晏堂、慈禧与光绪的陵寝、正阳门城楼等等。从入行到去世，他整整做了50年的销算，创出了“算房高”的名头。官至三品。
以后，我的大爷高鹤延（字寿朋）子承父业，又掌管了20多年销算房，至袁世凯称帝，希望“算房高”为其规划陵寝，高家不屑与窃国大盗为伍，托辞年迈，“算房高”从此退出了“销算”行。
留下了一份丰富的建筑史档案
我爷爷高兰亭为人谨慎，还在学习“工程销算”时，他就发现，前代建筑虽然恢弘，但资料保留甚少，且建筑师的手艺往往随门户传承，一旦门户失传，技艺则从此灭绝，这给后人在维修、管理等方面带来巨大的困难。因此，高兰亭在后来做工程销算时，非常重视档案的整理，甚至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比如院子里哪里有栏杆，栏杆的质地之类，也都一一记录在案。
以我爷爷所记载的圆明园海晏堂的档案为例，图示完整，有平面图和立体图，连室内陈设也都展示得一清二楚。海晏堂是慈禧为接见各国公使夫人而建的，属西洋式建筑，是圆明园内部最大的欧式园林景观，相继回归的铜制生肖兽头原本就在海晏堂。但其内部究竟如何陈设，如何体现东方文化特色，园林的设计风格等等，今人只能从高家档案中了解。
此外，我爷爷注重细节，记载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东西，有趣的是，在“样式雷”的档案中，经常可以看到“算房高抄写”的款识，这可能是“样式雷”的书法不行，所以要我爷爷代写。算房高和样式雷的档案相互参照，可以得出对中国古代建筑更全面的认识。在一些历史建筑的重建工作中，算房高档案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算房高档案，如今已被学者认为是研究古代建筑销算流程、古代建筑历史的不可多的文物资料。
算房高的档案一直锁在柜子中，我们小时候都不知道，长大了才听说老辈留了很多档案，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图纸，但我们也没看过。
梁思成先生曾为算房高档案兴奋
算房高档案是我爷爷和我大爷两代人积累下来的珍贵文物，但外界一直不知道。因为我爷爷从事工程销算，挣下很大的家业，在前细瓦厂胡同和后细瓦厂胡同（西交民巷附近）买下了许多宅子，并有很大一处临街房，是当地数得着的大户，甚至有人开玩笑把后细瓦厂胡同称作是算房高胡同。
高家这些祖产一直都在，后人基本靠这个过活，没有像样式雷后人那样，贫苦到不得不靠卖档案维生的地步。此外，高家后人都不从事“建筑销算”行业，也不了解这些档案的价值。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我的两个姐姐在医院工作，每月能挣一点白面，全家就靠这点白面，加上当时的杂合面，虽然艰苦，也能维持，高家档案历经风云，但还是被很好地保护了下来。
解放后，高家一个姓顾的亲戚在清华大学当教授，和梁思成先生提起了这件事，梁先生当时正在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图书馆，他找到了高鹤延的儿子高振声，看了这些档案，感到非常兴奋，希望高家能把这些档案捐献出来，高家档案这才为外界所知。
高家档案居然被化成了纸浆
可惜的是，档案还没捐献出去，文革就开始了，由于高家在当地是大户，所以受到了较大的冲击，高家的后人都被抄了家。我大哥高振声的房产被没收，档案全部被抄走，当时他已经60多了，夫妻两人借住在一间平房里，靠远房亲戚送的一点煤和蔬菜硬撑了下来。
高家档案被抄后，在街道办事处存了一段时间，后来街道的人翻了翻，说是高家档案和那时工程销算的方法基本是一样的，认为没有什么价值。于是，就装了一汽车给送到造纸厂，作为废纸销毁了，究竟损失了多少档案，至今也说不清，只记得抄走时是整整一个堂柜。
幸亏有部分档案放在清华大学的亲戚家了，还有的档案写的是他的名字，这样街道也弄不清是谁的，这部分档案侥幸地保存了下来，文革结束后退赔给了高家。
1988年，高家把剩下的档案交给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巧合的是，恰好是梁思成先生的遗孀林洙先生负责接收的这批档案，整整两麻袋，高家只象征性地收了一点钱，大概是280元。林洙先生后来整理了这些档案，大概还剩下400多件，其中包括40多件样式房交给销算房的图档。这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如今这批残留的高家档案，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图书馆收藏的最重要的文物之一。此外，北京图书馆等单位也还零星地收藏着一部分高家档案。
高家后人多有数学天赋
文革以后，高家后人来往很少，许多相互已不认识了，对于高家的历史和过去，大家谈得都很少，因此今天人们对“算房高”普遍不了解。
算房高家历两代，后人不再从事建筑销算行。我父亲在高家中排第九，是最小的，他是一个小职员，刚建国的时候，他动员我大爷把部分祖宅卖掉，买公债来支援国家建设。
有意思的是，虽然高家不再从事销算行，但数学天赋却一代代继承了下来，有的师大毕业，有的清华毕业，我小时候数学也特别好，我的孩子数学也特别好，这可能就是遗传。高家后人堪称人才辈出，比如有中科院学部委员高振衡等。
我一直从事凹版雕刻设计工作，过去在北京印钞厂，如今退休了。第四版人民币五十元背后的“黄河壶口瀑布”就是我雕的，此外我还雕刻过一些邮票、纸币、钢板画等。凹版雕刻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雕版师在一块钢板上精雕细刻，需要非常有耐心，一个版雕2-3个月是很正常的，雕完了你还要上版试印，再回来修改，反反复复10多次，有的人坐不住，把刀一扔就放弃了，目前国内做这行的人比较少了，全国可能也就剩50人左右了吧。
高振宇：79岁，我国著名的钢板雕刻大师，长期从事钞票和邮票凹版雕刻工作，他所雕刻的英伊丽莎白女王像被外方称为“伟大的艺术和伟大的艺术家”，高振宇先生是第四套人民币五十元背面“壶口瀑布”的雕刻者，同时还是第四套人民币一角正面人像的雕刻者，还是第三套人民币五角背面的雕刻者和设计者。他所雕刻的“关汉卿诞辰700年”纪念邮票得到了广泛赞誉，获选“建国三十年最佳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