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祥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创办、发展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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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及其在艰苦卓绝的历史环境下所达到的学术成就，是中国近代建筑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了解中国近代建筑史学史的一部大书，而研读与分析《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则是理解中国建筑史学界前辈学者们的学术理路与学术目标的一把钥匙。

1 学社滥觞

1930 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建筑学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成立。这一年的7 月，中国近代第一本以中国古代建筑为专门研究方向的学术期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正式问世。此后，至1937 年6 月，在短短7 年时间中，先后出版了6 卷21 期（其中第4 卷第3-4 期为合刊）。之后，又在抗日战争期间的1944 年与1945 年，在极其困难的状态下，采用油印方式，先后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7 卷第1 与第2 期，从而使《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刊行总卷期数增至7 卷23 期。

20 世纪初的中国，在经历了一系列民族屈辱与社会变革的冲击之后，恍如穿越了一个深邃自足的漫长甬道，突然迎来了一个广阔、陌生、喧闹的全新世界。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政治、经济、与文化知识精英们，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眼光观察世界，也观察中国自身。西方建筑术与中国营造术的巨大差异，及其对国民、社会与文化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也进入了当时中国知识精英们的观察与思考范围。中国营造学社的成立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问世，正是滥觞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

1919 年，著名的“五四”青年运动爆发，昭示了中国近代史上追求“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启蒙运动的发端。也正是在这一年，曾在北洋政府任职、刚刚退出政界、寓居津沪两地的朱启钤先生，发现宋代将作监李诫所著《营造法式》一书，即刻着手组织陶湘等中国古籍版本专家对这本古代建筑典籍进行校勘。

1921 年朱启钤出使法国，并游历英、意、比、德、美、日六国。在这次长途旅程中，开始用全新眼光观察世界与中国的朱启钤先生写道：“见其一艺一术，皆备图案，而新旧营建悉有专书。益望然于明仲此作为营国筑垒不易之成规。”

之后的几年中，1923 年《营造法式》校勘完成，1925 年陶本《营造法式》出版问世。这一年，朱启钤成立“营造学会” ，并与阚铎、瞿兑之等同仁，共同搜集中国古代营造散佚史书、图籍。1928 年，朱启钤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办展览，展出历年收集、整理的书籍、图纸及古建筑模型，以扩大营造学会的影响。次年6 月，朱启钤正式上书中华教育基金会申请补助。11 月，基金会复函称：“台函称拟自十九年一月起开始研究中国营造学，同时依照所编预算按季支用补助，拟请准由本年度补助费内开支，移居及设备等项费用并附。”也就是说，自1930 年始，“营造学会”可获得中华教育基金会应允每年拨款15,000 元的补助。朱启钤先生的这一切努力，当为中国营造学社之先声与基础。

2 汇刊创立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伊始的1930 年2 月，即决定发行不定期学术研究汇刊。这一年的7 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正式创刊。在其创刊号，即第1 卷第1 期中，朱启钤撰文《中国营造学社缘起》，明确了学社及汇刊的宗旨：“研究中国固有之建筑术，协助创造将来之新建筑，编译古今东西营造论著及其软闻，以科学方法整理文字，汇通东西学说，籍增世人营造之智源”。

作为专事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民间学术机构，学社初设文献部，以阚铎为文献部主任，翟兑之、刘南策辅助之。此后的1931 与1932 年，梁思成与刘敦桢先后应邀来到中国营造学社，从而形成了以朱启钤为社长、梁思成为法式部主任、刘敦桢为文献部主任的基本架构。法式部负责中国古代建筑实例调查、测绘与研究；文献部负责文献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同时编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初入学社的梁思成，基于其深厚扎实的建筑学尤其是建筑史知识，及他当时正在进行的清式营造则例与算例的研究，认为古代建筑研究，除了古籍整理之外，当用现代科技方法对建筑实物进行调查、测绘。基于这一点，梁思成向朱启钤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必须开展田野调查与古建筑测绘；二是要由清代建筑向上追溯历史的发展脉络，以期探索与建构作为东方三大体系之一的古代中国的建筑体系与历史架构。

以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行与梁、刘两位学术巨擘的加盟为契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1932-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短短不足6 年时间，梁思成与刘敦桢，率领学社同仁通力合作，在华北地区137 个县市，调查了古建筑实例1823 座，详细测绘206 组，完成测绘图纸1898 张，为摸清中国建筑自唐代（9 世纪）至清末（20 世纪初）的历史轨迹，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研究资料，为中国建筑史学建构打下了坚实基础。

3 学术初始

特别需要提出的一点是，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并不是从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开始的。20 世纪初中国建筑史学领域活跃着一批外国学者的身影，他们是中国建筑史学最早的探路者，其中不乏一些我们熟悉的人物，如日本的关野贞、竹岛卓一、伊东忠太（ItoChuta）、常盘大定，法国的伯希和（ PaulPelliet）、沙琬（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瑞典的喜仁龙（Osvald Siren），德国德的鲍希曼（Ernst Boerschmann）等。其中，除了鲍希曼之外，其余学者的研究文章几乎都在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初的几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被翻译刊载过，或在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章中被提到过。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创刊之初，前几期文章中，外国人的研究论文或译文占了很大篇幅。如第1 卷第1 期英国人叶慈（W.Perceval Yetts）撰《英叶慈博士营造法式之评论》与《英叶慈博士论中国建筑》。第1 卷第2 期有《叶慈博士据永乐大典本法式图样与仿宋刊本互校记》（附译文及《北平图书馆馆刊记事》）、伊东忠太的《伊东忠太博士讲演支那之建筑》，以及译自发表于《美国亚东社会学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另译为《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的劳福尔博士（Bertjod Laufer）的文章《建筑中国式宫殿之则例》。

第2 卷第1 期则将清代来华传教士王致诚（Ferire Attiret）于1743 年致达索（M. d' Assaut Toises）的一封关于圆明园的信函译成了中文发表。同一期还发表了英国人锡寇克（Arnold Silcock）介绍中国营造学社会所刊第1 卷第1 期的一篇文字，并附有英文原文。从这些细微的小事上颇可见出这一时期中国建筑史学领域微妙而复杂的学术心态。

在第2 卷第2 期中，则刊载了《美国亚东学会华北支会月报》第24 期英国人爱迪京（Joseph Edkins）所撰《中国建筑》。同一册还刊载了法国人德密那维尔（P. Demiéville）《评宋李明仲营造法式》一文的译文与法文原文。第2 卷第3 册中不仅续登了清代来华传教士王致诚的《乾隆朝西洋画师王致诚述圆明园轶事》（法文），且转载了《美国亚东社会月刊》刊载的美国迈阿密大学卡罗尔·马隆（Carroll B. Malone）的文章《建筑中国宫殿建筑之则例》（CurrentRegulations for Building and Furnishing Chinese Imperial Palaces , 1727-1750）。有趣的是，这两篇文字都没有像以往那样附中文译文，而是原文刊载。这究竟是时不有暇，还是学术策略的改变，尚不得而知。在同一期的《（民国）十九年本社事业进展实况》和《建议请拨英庚款利息设研究所及编制图籍》两文，反而特别附加了英文译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中国营造学社希冀达到某种国际化程度的热切愿望。

也许是冀助于梁思成、刘敦桢两位中国建筑史学巨擘的加盟并开始崭露头角的东风，从第3 卷第1 期开始，情况就有了明显的改观。这一期发表了梁思成的论文《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与林徽音（因）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此外有两篇刘敦桢译自日本学者的文章，一篇是滨田耕作的《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另一篇是田边泰的《玉虫厨子之建筑价值》。这一期还有两条与梁思成和刘敦桢有关的消息，一则是刘敦桢的一篇关于城墙角楼的短文《刘士能论城墙角楼书》，另外一则是梁思成新著《清式营造则例》已经脱稿即将付梓的消息，说明中国学者在中国建筑史这一领域的最初介入就是十分强劲的。

如果说第3 卷第1 期是刚刚参加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3 位先生牛刀小试，到了第3 卷第2 期以后，就一改前两卷中以外国人的文章为主的格局，以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先生的研究力作为主的中国学者的文章渐渐占到了主导的地位。第3 卷第2 期中尚有梁思成所译日本人田边泰的《大唐五山诸堂图考》。第3 卷第4 期中有瞿祖豫所译英国人叶慈的《琉璃釉之化学分析》，以及梁思成所译《伯希和先生关于敦煌建筑的一封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期的几篇外国人的文字都没有附原文，只是直接将译文刊出。与之相反，在这一期中反而添加了由梁思成所译的该期汇刊的英文目录（以后诸期又不复再有）。从这一点小小的变化，或也可以一窥中国学者在学术自信心上的微妙变化。

第4 卷第1 期中尚有梁思成所译艾克（Gustav Ecke）的文章《福清二石塔》。之后，在第5 卷第2期中亦有一篇刘敦桢所译印度裔美国艺术史学者库马拉耍弥（Coomaraswamy）3） 的文章《泉州印度式雕刻》，以及在二战期间出版的第7 卷第2 期中王世襄所译威尔马·费尔班克（Wilma Fairbank）的文章《汉梁武祠建筑原形考》。除了上述所提到的之外，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其他各卷各期中，再也没有出现外国学者在中国建筑史方面的研究文章。

4 历史转折

梁思成与刘敦桢等先生是中国建筑史的奠基人，这一点已成定论。正是从他们两位开始，中国建筑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这里以梁思成先生为例，对中国建筑史学在新时期的转折做一个分析。

梁思成于1928 年8 月回到中国，即赴沈阳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授兼系主任，林徽因随后也到沈阳并担任了教授。在教学与研究的同时，梁思成、林徽因二人测绘了沈阳北陵的清代建筑。很可能正是这次测绘，使梁思成萌生了撰写《清式营造则例》的想法。在短暂的东北大学任教期间，梁思成还完成了为东北大学建筑系学生准备的《中国雕塑史》讲课提纲。虽然仅是一份提纲，但文字与插图已可谓洋洋大观，其思路之明确、架构之清晰、结构之完整，俨然一部学术大著的缩写本，反映了梁思成扎实的学术功力。

1931 年梁思成夫妇回到北京，并在当年6 月正式担任中国营造学社研究部主任，后又改任法式部主任，从而正式开始了他在中国建筑史方面的开拓性研究生涯。次年，即1932 年3 月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 卷第1 期，梁思成与林徽因同时各自发表了他们在汇刊上的第一篇论文，即《我们所知道的唐代建筑》（梁思成）与《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林徽音）。同是这一期，刊载了梁思成新作《清式营造则例》已经脱稿、即将出版的消息。

我们注意到，接下来的一期，即第3 卷第2 期的主要内容，就是梁思成对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与山门的系统研究。这里不仅令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在当时交通很不便利、测绘手段也比较原始的情况下，为什么梁思成牛刀初试，放着北平周围如此众多的宫殿、坛庙、园林与寺院建筑不去研究，却舍近求远、舍易求难地以一座地址偏僻、结构复杂的辽代建筑为例展开测绘、考据与研究？

其实，纵观学社之初的研究策略，恰恰是以故都北平或清代宫苑建筑为主要研究目标的。第1 卷第2 期有《元大都宫苑图考》，这是透过史料文献及故都北平现况对元大都的研究。第2 卷第1 期有《圆明园遗物文献之展览》，第2 卷第2 期则以《热河普陀宗乘诵经亭》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几期同时关注的还有清代建筑的一些木石做法。正是在第 1 卷第 1 期的《 元大都宫苑考》 一文中，提到了“紫江朱先生，设中国营造学社于北平，从事于清故宫之研究”  ；在第2 卷第1 期《本社纪事》中，又特别提到了：“本社近年工作，专注于北京宫殿……”由此大致可以看出中国营造学社在创立之初，还没有意欲建构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明晰概念，而是着力于现有古代建筑实体，特别是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宫苑建筑的研究。

事情的转机正是从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学者加盟营造学社开始的。1932 年出版的第3 卷第1 期，同时发表了刘敦桢译自日本学者滨田耕作的文章《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梁思成的文章《我们所知道的唐代建筑》、林徽音（因）的文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显然，3 位学术先驱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伊始，就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的建构，以及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研究。


仅仅过了3 个月，同年6 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 卷第2 期，梁思成就发表了他那篇重要论文《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同时发表的还有《蓟县观音寺白塔记》。在这篇堪称经典的科学考据性学术论文中，梁思成先生通过文献与考古两方面的证据十分肯定地论证了独乐寺观音阁与山门重建于辽统和二年，即公元984 年。其论证之详、考据之深、所运用实际测绘数据并与宋《营造法式》比对之细密，也是这一类论文中最具开创性的。

显然，与此前一期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3位学者同时将目光转向中国古代建筑之早期历史，即汉、六朝与唐代建筑，及中国古代建筑体系性特征的转折性学术思维一样，3 位学者都开始思考中国建筑史学的架构与中国古代建筑的体系这两个根本性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根本症结，首先就是要梳理历代古建筑实例遗存现状。也就是说，要弄清历代老祖宗留给当下人的古建筑家底子究竟有多少。尚存最古老的建筑遗存又究竟有多早。然而，在20 世纪之初，任何人面对这一问题，都会是一脸茫然。

5 史学建构

其实，这其中也反映出了梁思成、刘敦桢的一个学术情结——中国究竟能不能发现比当时已知的更为古老的古代建筑，特别是古代木结构建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 卷第4 期《伯希和先生关于敦煌建筑的一封信》中提到了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提出的观点：“我们的同志常盘和关野认为中国木建筑没有确实比1038 年更古的，在1931 年《通报》第221 及413 页上我已将此点讨论。上列文字若以为可用，你也可以发表。” 这篇《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对常盘大定与关野贞观点的一个具体而直接的否定。而伯希和在这里所说的上列文字，主要是他关于敦煌第130 窟外檐檐廊的年代问题。伯希和认为“这个檐廊的年代所以是公元980 年”，以及第120A 窟檐廊，伯希和认为“这一处檐廊的年代所以是976（年）” 。显然，伯希和在1931年《通报》第221 及413 页上的讨论意见，已经对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的观点持了否定的态度。


这里的1038 年，应该是以日本学者关野贞所考察过的山西大同华严寺的建造时间为依据的。华严寺分上下二寺，上寺大殿重建于金天眷三年（1140年），而下寺薄伽教藏殿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 年）。也就是说，在关野贞与常盘大定看来，现存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就是山西大同下华严寺的薄伽教藏殿了。

这里已经出现了中国建筑史基本观点的不同，一种是日本学者常盘大定与关野贞认为中国木构建筑遗存中没有比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1038 年）更早的实例的观点，一种是梁思成与伯希和对于这一说法表示质疑的观点。但是，仅仅质疑是不够的，问题是如何以实例来证明，现存遗构中，确有比薄伽教藏殿更早的例证。而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就是对这一严肃问题所作的科学回答。

这一思路在此后的研究中继续着，如紧随梁思成发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之后，刘敦桢即发表了《北平智化寺如来阁调查记》（第3 卷第3期）。接着，梁思成发表了第二篇基于建筑考古调查的研究论文《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第3 卷第4期）。这篇文字写得十分文学化，用了轻松和幽默的笔触，将旅途的艰辛与沿途的景象记录了下来，但一转入正题，梁先生就明确地表述了自己这一研究的基本态度，在“寺史”一节，他明确地指出：所谓“寺史”并不是广济寺九百余年来在社会上，宗教上，乃至政治活动上的历史，也不是历代香火盛衰的记录，也不是世代住持传授的世系，我们所注重的是寺建筑方面的原始，经过，和历代的修葺，和与这些有关的事项。

这里所表述的正是梁思成的基本学术观点——他所注重的是“建筑方面的原始、经过和历代的修葺，和与这些有关的事项”，亦即对某一古代建筑案例之历史的研究。这一研究显然是继承了他所接受的巴黎美术学院式的西方艺术史研究的传统——从个体建筑案例研究出发的建筑历史研究。接下来《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先后发表的有关历代建筑组群与单体案例较为重要的考察与研究的论文还有：

梁思成、林徽因《平郊建筑杂录》（3 卷4 期）
梁思成《正定调查纪略》（4 卷2 期）
梁思成、刘敦桢《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4 卷3 期）
林徽因、梁思成、刘敦桢《云岗石窟所表现的北魏建筑》（4 卷3 期）
梁思成《赵县大石桥》（5 卷1 期）
鲍鼎、刘敦桢、梁思成《汉代建筑式样与装饰》（5 卷2 期）
刘敦桢《定兴县北齐石柱》（5 卷2 期）
林徽因、梁思成《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5 卷3 期）
刘敦桢《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纪略》（5 卷4期）
林徽因、梁思成《平郊建筑杂录续》（5 卷4 期）
刘敦桢《苏州古建筑调查记》（6 卷3 期）
王璧文《元大都城坊考》（6 卷3 期）
陈仲篪《宋·永思陵平面及石藏之子初步研究》（6 卷3 期）
鲍鼎《唐宋塔之初步分析》（6 卷4 期）
刘敦桢《 河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 6卷 4期）
王璧文《元大都寺观庙宇建置沿革考》（6 卷4期）

接下来就是几乎同时发生的北京卢沟桥事变与梁思成、林徽因发现唐代遗构佛光寺大殿这两件历史事件的重叠。国家进入全面抗战，而学社也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在此后的8 年中，无论在颠沛流离的逃亡路程上，还是在避居四川李庄坚持学术研究的日子里，梁思成、刘敦桢等学界前辈的学术步伐，虽然艰难备至，却一刻也没有停止。于是就有了抗战期间进一步的学术成果：

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7 卷1 期）
刘致平《云南一颗印》（7 卷1 期）
刘敦桢《云南之塔幢》（7 卷2 期）
刘致平《成都清真寺》（7 卷2 期）
莫宗江《山西榆次永寿寺雨花宫》（7 卷2 期）
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续》（7 卷2 期）
费慰梅、威尔马·费尔班克著，王世襄译《汉
武梁祠建筑原形考》（7 卷2 期）
刘致平《乾道辛卯墓》（7 卷2 期）

在所有这些艰苦卓绝的田野古建筑考察与研究的同时，中国营造学社的前辈学者们在史料的发掘上也一直没有丝毫的懈怠。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 卷开始，出现了一系列以史料爬梳与整理为主要内容的系列性论文：

阚铎《任启运宫室考校记》（2 卷1 期）
梁启雄《 哲匠录》（ 3卷 1期，3 卷 2期，3 卷 3期；4 卷1 期，4 卷2 期，4 卷3-4 期）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3 卷3 期，3 卷4 期）
单士元《明代营造史料》（4 卷1 期，4 卷2 期，4 卷3-4 期；5 卷1 期，5 卷2 期，5 卷3 期）
刘敦桢《东西堂史料》（5 卷2 期）
朱启钤、刘敦桢《哲匠录造像类》（6 卷2 期）
朱启钤、刘敦桢《哲匠录》（6 卷3 期）
刘敦桢《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4 卷2 期，4卷3-4 期）

也就是说，从1932 年梁思成、刘敦桢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之后，学社的研究思路与汇刊的学术路径主要是在“建构中国古代建筑史”这一基本宗旨之下，在田野调查、实例测绘与史料发掘和整理两方面逐渐展开，并取得初步成效的。短短数年时间，在学社同仁们的齐心协力之下，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基本轮廓已经逐渐清晰，建构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基本历史框架的基础，无论在史料的系统性上，还是在实例遗存的时代典型性上，都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条件。在抗战隆隆战火的艰苦环境下，在冻馁饥饿中挣扎与奋斗的前辈学者们，却已经开始尝试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建构了。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尤其是他那著名的经过曲折颠沛才重新发现并于他辞世之后才重见天日并正式发表的英文版著作《图解中国建筑史》，正是在这一时期研究并撰写完成的。

6 体系建构

在对广济寺三大士殿的研究中，梁思成又提出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古代建筑结构名词术语的时代性问题。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发展虽然芜杂繁复，但是可以通过两个基本的历史文件来加以归纳与界定，这两个文件就是后来梁思成所提出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两部文法书—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至于分析的方法，则以三大士殿与我们所知道的各时代各地方的建筑比较，所以《营造法式》与《工部工程做法》，还是我们主要的比较资料。此外河北山西已发现的辽代建筑，也可以互相佐证。


联想到梁思成写作这篇论文的时间是1932 年，也就是在他刚刚加入中国营造学社的第三年。这时他不仅已经完成了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文法书的《清式营造则例》的著述与出版，而且已经对宋《营造法式》的基本术语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与把握。由此可以推测，他在参加学社的这几年，甚至更早的时间中，已经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两部最重要也最基本的文法书——宋《营造法式》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学习与探究。在这一基础上完成的《清式营造则例》，是他结合自己的测绘与考察实践，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所做的简明而扼要的诠释，以期为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专门人员和普通读者提供一个进入这一陌生领域的方便法门。同时，他也通过对辽宋时代建筑的实例考察，为他后来所特别专注的宋《营造法式》的研究，积累实际的例证。

这也说明，在梁思成、刘敦桢加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之后，这本中国建筑的早期刊物就已经将中国古代建筑研究集中在了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是基于历代古建筑实例遗存发现、考察与研究的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历史性架构，另一个是基于宋代《营造法式》与清代《工程工部做法则例》的中国古代建筑造型与结构的体系性架构。

早在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之前，梁思成就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故而才有他在实例测绘及与工匠交流学习的基础上完成的有关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体系的第一部系统专著《清式营造则例》，并于学社成立后不久即发行出版，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学习与研究的第一部经典语法书。

新中国成立之后，梁思成先生积十余年之努力，带领他的弟子从事的《宋〈营造法式〉注释》，正是接续了他的第一本专著《清式营造则例》而初步完成的中国古代建筑学习与研究的第二部经典语法书。这两本书，其实就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体系，特别是北方官式木构建筑体系的基本语法书，是理解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两把钥匙。而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为理解与建构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体系所做的努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当然，从汇刊中发表的文章来看，这种体系建构的研究是交叉进行的。

《英叶慈博士营造法式之评论》（1 卷1 期）
《英叶慈博士论中国建筑内有涉及营造法式之批评》（1 卷1 期）
阚铎《仿宋重刊营造法式校记》（1 卷1 期）
《征求营造佚存图籍启事》（1 卷1 期）
《营造法式印行消息》（1 卷1 期）
《王观堂先生及营造法式之遗札》（第1 卷2 期）
《叶慈博士据永乐大典本法式图样与仿宋刊本互校记》（1 卷2 期）
《建筑中国式宫殿之则例》（美国亚东社会月刊）（1 卷2 期）
《营造算例印行缘起》（2 卷1 期）

梁思成整理《庑殿歇山科大木大式做法 大木小式做法大木杂式做法》（2 卷1 期）
阚铎《营造辞汇纂辑方式之行例》（ 2卷第1 期）
梁思成整理《营造算例土作做法发券做法 瓦作做法大式瓦作做法石作做法 作分法》（2 卷2期）
《法人德弥那维尔氏评宋李明仲营造法式》（2卷2 期）
《梁任公先生题识营造法式之墨绩》（2 卷3 期）
阚铎整理《工段营造录》（2 卷3 期）
梁思成整理《营造算例 桥座分法 琉璃瓦料做法》（ 2卷 3 期）
《建筑中国宫殿之则例》（追加英文版，美国东亚社会月刊）（2 卷3 期）
《琉璃窑轶闻》（3 卷3 期）
叶慈著，瞿祖豫译《琉璃釉之化学分析》（ 3 卷4 期）
薛景石著，朱启钤、刘敦桢校译《梓人遗制（元）》（3 卷4 期）
谢国桢《营造法式版本源流考》（ 4卷 1 期）
刘敦桢校译《牌楼算例》（4 卷1 期）
《题姚承祖补云小筑卷》（4 卷2 期）
《明鲁班营造正式抄本校读记》（ 6卷 4 期）
《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 7卷 2期）

从第1 卷1 期，到第7 卷2 期，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式与则例及种种做法的探讨，一直在持续着。探索的范围也并未仅仅局限于官颁的宋《营造法式》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上。南方流传的两部古代建筑做法书——姚承祖的《营造法原》和民间流传的明《鲁班营造正式》，也已经开始成为了前辈学者们的关注对象。恰如一场戏剧的总结性结尾一样，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最后一期，即第7 卷第2 期上，梁思成发表了《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阐明了前面一系列法式、则例及各作做法的研究，就是要为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体系，发现并建立一个可理解的体系。即如梁先生在汇刊第7卷第1 期中所撰《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指出的：“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而要了解这一体系，就要诠释与理解这一体系的基本模式语言，即一种建筑体系之可以被理喻的文法。亦如梁先生在7 卷2 期所撰文《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中所指出的：“不知道一种语言的文法而要研究那种语言的文学，当然此路不通。不知道中国建筑的‘文法’，而研究中国建筑，也是一样的不可能，所以要研究中国建筑之先，只有先学习中国建筑的‘文法’，然后求明了其规矩则例之配合与演变。” 这里所谓的文法，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建造方式与建筑体系。

7 保护与设计

除了中国建筑史之史学建构与中国古代建筑的体系建构这样两个最为基本的围绕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展开的学术方向之外，《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还贯穿了另外两条学术路线，而这两条路线，则着眼于学术研究，特别是建筑史研究，为当下服务的理念。

历史保护，或古建筑保护、文物建筑保护，以及现今十分流行的历史遗产保护等概念，其实，都是在说对历史上遗存下来的古代建筑、雕塑、绘画及实用器物等历史作品的保存与保护问题。这是与建筑史和艺术史研究关联最为密切的一个领域。首先，要保护好这些历史遗存珍品，把它们作为民族文化的遗产，传承给我们的后人；其次，是发掘出这些历史珍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使其成为人们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历史的实例见证。稍微梳理一下，就可以发现，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贯穿着一条与古建筑保护有关的学术线索：

关野贞讲，刘敦桢、吴鲁强译《日本古建筑文物保护》（3 卷2 期）
蔡方荫、刘敦桢、梁思成《故宫文渊阁楼面修理计划》（3 卷4 期）
叶慈著，瞿祖豫译《琉璃釉之化学分析》（3 卷4 期）
梁思成、刘敦桢《修理故宫景山万春亭计划》（5卷1 期）
梁思成《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5 卷3 期）
梁思成《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专刊》（ 6卷1 期）

虽然篇幅不是很多，在总数有23 期中《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所占比例也不是很大，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一是其时间跨度，是从梁思成与刘敦桢加盟学社之始就已经开始，基本延续到了抗战爆发前夕的1937 年；二是刘敦桢、梁思成两位学术巨擘，都是历史建筑保护的积极倡导者与参与者。这反映了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前辈学者，对于历史建筑保护研究所持的积极而鲜明的学术态度。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同时贯穿的另外一条学术线索是，建筑历史研究应该对当下的建筑设计创作有所支持与服务。这一点从汇刊第6 卷第2 期的编辑主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期最主要的内容是在之前几年建筑史研究的基础上，为当时的中国建筑师提供一个在进行中国传统风格建筑设计中可供参考的设计图集：

梁思成《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叙》（6 卷2 期）
梁思成《建筑设计参考图集简说（ 一） 台基（ 二）石栏杆（ 三） 店面》（6 卷2 期）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抗战接近胜利之时，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们已经开始构想国家未来的建设问题。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7卷第2 期中，强扶病体的林徽因先生发表了《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一文，详细介绍了当时欧美现代住宅设计的一些方法、政策、资料及城市发展的历史，并附有城市规划与住宅设计的相关图例。


在本文结束部分，林先生十分恳切地说：“我们一切正在开始，宜早拟研究定出计划，逐步推进不宜失却机会。” 足见这些学界前辈对于国家未来建设与发展的殷殷之心。同是在这一期，发表了《中国营造学社桂辛奖学金民国三十三年度中选图案》，这相当于1944 年由中国营造学社组织的设计竞赛的结果发布。这是一个农场的详细规划与建筑设计方案竞赛，其中获得第一名的就是后来著名的清华大学教授朱畅中先生。显然，中国营造学社的前辈们，在翘首盼望抗战胜利的同时，已经在为国家的未来建设与规划设计人才的培养、选拔而未雨绸缪了。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7 卷第1 期还发表了梁思成先生的另外一篇文章《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纵观全文，其实贯穿的主线仍然是与当下关联最为密切的两条：其一，是历史建筑的保护问题；其二，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如何服务于当下的设计创作问题。

关于其一，梁先生在悉数当时弥漫全国的对历史建筑种种破坏之事实的基础上，强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及保护……以客观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唤醒社会，助长保存趋势，即使破坏不能完全制止，亦可逐渐减杀。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它却与在大火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急不容缓的性质。”

关于其二，梁先生提出了在战后如何创造具有中国文化特征之现代建筑的探索性课题：“无疑的将来中国将大量采用西洋现代建筑材料与技术。如何发扬光大我民族建筑技艺之特点，……如何接受新科学的材料方法而仍能表现中国特有的作风及意义，老树上发出新枝，则真是问题了。”梁思成当时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创造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现代建筑问题，其实一直是一个大课题而被几十年来的建筑师们讨论着、争辩着、探索着，甚至批判着，至今难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这至少说明梁先生在学术上的前瞻性、敏锐性与深刻性。

8 国际影响

作为中国营造学社学术研究的标志，《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广为传阅，而且也远销欧美诸国（欧美不少国家争相转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学术研究文章），因而引起了国内外研究中国建筑的学者的极大重视，研究中国建筑的国际学术交流由此而变得日益频繁。1930 年，英国学者爱迪京在《亚东学会华北支会月报》上发表了《中国建筑》一文，介绍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研究 。同时，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先后发表多篇欧美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建筑研究的学术文章，如《英叶慈博士营造法式之评论》、《英叶慈博士论中国建筑内有涉及营造法式之批评》《建筑中国宫殿之则例》（美国亚东社会月刊） 等；这一时期，除弗莱彻《比较建筑史》对中国建筑有多少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论述之外，美国学者索柏与斯格曼在他们合著的《世界艺术史》中都有专门章节论述中国的艺术与建筑。而索帕与斯格曼写的中国建筑部分，基本上是基于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成果而完成的。同时，作为对日本建筑也有很好研究的学者，关于中国与日本建筑研究在他们的论述中往往是相互参照而比较进行的 。这些欧美学者的中国建筑研究迹象，足见“中国营造发皇之影响”
。
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评价《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一种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学术资料的杂志，是任何一个想要透过这个学科表面，洞察其本质的人所必不可少的”。这是对发行年度数量不足10 年却有可能流芳百世的一部中国近代建筑学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最好的评价。